改革开放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，他们创造并拥有了巨大的财富，令许多人难以置信。
今天，我愿用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明，我们的成功源于坚定的信仰和艰苦的实践。
我自幼勤奋好学，是个好学生、好劳动者。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勤奋好学并非成功的条件，我反而遭遇逆境，经受了许多委屈和磨难。
下海前我是重庆出版社编辑，1986年创业时已49岁，应该是人到中年万事休了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我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改革开放，一定会为我们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提供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，自己跃跃欲试。当时政府对“傻子瓜子”年广九的实事求是态度，让我更加坚信党的改革开放，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大有希望。
是信仰给我下海的胆量，是信仰给我创业的勇气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企业稀少，赚钱的机会很多。我们非公人士每个人都有特点，但我们的共同点是信仰改革开放，并敢于去实践改革开放，才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。
民营经济是草根经济，免不了要经受很多挫折，但是“三个有利于”、“两个毫不动摇”、“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”、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”等一系列方针政策，始终扶植着我们。
1992年我创办力帆，很容易就被批准为科技企业，33%的所得税“两免三减半”。当时摩托企业税赋重，重庆还实施税额实交30%，70%挂账的“交三挂七”政策。正是这项政策，使重庆发展成了摩托之都，也发展壮大了力帆。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日子，政府用降息、提高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等优惠政策来支撑企业。政府放水养鱼的政策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，哺育了无数的民营企业。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、受益者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者。
每个成功的企业都有其成功的诀窍，但创新最为重要。产品或者企业的价值等于有用度加稀缺度。提高稀缺度，只有三条路：垄断、投机和创新。民企无条件垄断，书生没胆量投机，我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创新。18年前，力帆的指导思想就用大字书写在墙上：“获利路有三：垄断我无权，投机我没胆，创新求发展。”我们奖励成功，宽容失败。我们提倡：异想天开才能茅塞顿开，胆大妄为才能大有作为。
坚持创新，我们造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起动、水冷发动机和电喷摩托，样样市场稀缺，量大利厚，曾经有一款创新产品，一年就赚了好几千万。如今，企业已拥有数以千计的专利，有了国家级技术中心。营销上我们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”、“农村包围城市”。用人上我们“八分人才，九分使用，十分待遇。”还开科取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。
放宽搞活的环境和持之以恒的创新，使企业茁壮成长，从9个人20万元起步，发展成为拥有国内外19座工厂、16000名员工、资产过百亿元的大型企业。
我没有显赫的家世，也没有傲人的学历，原来一无所有，转眼身价百亿，真是七分社会赐予，三分个人打拼。致富思源，我对员工和社会有着永远挥之不去的负重感。
我提出“员工为企业添砖加瓦，企业为员工遮风避雨”。无论是金融危机爆发导致订单大幅减少，还是行业周期性起伏造成生产时好时坏，我们都做到了不裁员、不减薪、不欠薪。力帆员工的薪酬和福利在同地区同行业中是较高的，我坚信，“老板厚道，员工地道，和谐企业，生财有道。”
建党80周年，我萌发了在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光彩学校的想法。继最早在井冈山、瑞金、遵义、延安、西柏坡建成5所光彩学校后，至今已在全国捐建了104所光彩学校。
我于2002年当选为重庆市工商联会长，次年又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。这以前我可连科长都没有当过。我诚惶诚恐，深感责任重大，下决心勤勤恳恳参政议政，认认真真建言献策。
在维护非公企业合法权益中我讲法治，敢担当。如吴某父子因炼地槽钢获罪。初审各被判刑15年，罚款各100万元。我代表工商联多次向法院陈情：地槽钢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有具体日期，那之前可都是合法生产。后终审各改判为刑期一年八个月，罚款分别降为10万和6万元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明知其犯了罪还要为其申辩。我说工商联的职责是代表与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。我知道他犯了法也可以代表他申诉，以求减刑减罚。工商联的工作，防止会员失去什么比让会员得到什么更具重要性和公平性。
我努力学习党和政府的报告、决定，常能大段背诵和领悟出字里行间的更深含义。除撰写了大量的提案和建议之外，我还乐意接受邀请到许多地方去作专场宣讲。全国有20多个省市，重庆有30多个区县，还有北大、清华等诸多高等学府以及一些党政机关都请我去讲过课，即使从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，也一直没有停止。我的宣讲力求使党和群众都喜欢：既要让党委政府满意于我的宣讲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又要让群众觉得我讲得有趣、有理、有用，掌声不断。我尽量使语言不落常套，如讲出口的无序竞争，就说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最怕他乡遇故知。”讲可持续发展，就说“市场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呼吁人民币国际化，就说“美元似少林，欧元如武当。为什么不搞个亚元（或中元）丐帮？”
国内外许多知名媒体也经常采访我，我充分利用这些机会，来宣传改革开放。我也善于应对国外媒体并非善意的提问。如日本NHK电视台问我：“中国90%以上的摩托都仿制日本，尹先生怎么看？”我答：天下技术分两大类：一为专利技术，二为保护期已过的非专利技术。日本的CG125等摩托车早已过了专利保护期，中国大量生产合法合理不应贬为“仿制”。正如使用筷子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，日本人后来也普遍使用。这是非专利技术，欢迎全世界共享。
70岁时，我勉励自己：“谁说七十古来稀，人生百年余三十。”今年74了，依然奔波于全国各地，甚至还受政府委派去美、欧、亚一些国家，代表中国企业家讲话。
到处演讲很辛苦。有一次乘车六七个小时去重庆黔江区，崎岖颠簸，头部剧痛。路上，买了5包一毛钱一包的头痛粉镇痛前行。还有一次去阿根廷，花了5万多元，坐了50多个小时飞机，只讲了5分钟话。我无怨无悔，为了宣传改革开放，为了展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爱党爱国情怀。
